西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并有许多论著。据出土的刊本和写本，西夏人编撰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有关语言文字的著作多种。〈音同〉刊印于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书的时间则可能还要早些。收集六千一百多字。它仿〈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各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文海杂类〉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韵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注释。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释字义，三为反切注音。〈文海〉残缺很多，今 只存有三千字左右，依韵排列，也分字形、字义和字声三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乾佑庚戍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对音的字典。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供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用，以达到互通语言，增进党项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全书按内容分为天、地、人三大类，每类又分成列，每列四行。右数第一行为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为西夏本字，第三行为西夏字的汉文意义，第四行则为释意汉字的西夏对音。这部字书，为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为〈杂字〉的书，收集的字分类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类，如男子衣服、妇女服饰、树木、蔬菜、草、五谷、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释字义用小字，并注明其汉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汉名琵琶”。可能是作为启蒙教育的杂字课本。

　　由于西夏时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史典籍及佛经，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项贵族的影响。西夏灭亡以后，元朝的统治阶级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利用佛教来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文在个别地方还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幢。

　　西夏文字书法艺术，在史书中未见有记载，关于西夏文字形体，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云：“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党项羌人原无文字，隋末唐初党项内迁后，学习接受儒家文化，使用汉文字。宋初李元昊建立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为标新立异而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西夏文字，自然是脱离不开汉文字的深刻影响，西夏文字成为汉文字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品种。正如西夏学者骨勒茂才所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所说的：“蕃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字传世五百余年，在应用实践过程中，同样以其作为文字功用的丰富表现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字书法艺术。

　　西夏文字仿照汉字创制，汉字书法有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真书即楷书。传世西夏文献中已发现篆、楷、行、草四种书体，而未见西夏文隶书。汉字书体是经过长期演变而来的，西夏文字则是汉字楷书笔画的模仿。西夏文篆书同样是据汉字小篆的模仿，未经过使用中的演化，所谓“屈曲类符篆”云云是宋朝人对“字画繁冗”的西夏文字的形容。西夏行书、草书则是在长期应用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之故，西夏文书体不同于汉字，不可能有一个隶书阶段。清代学者戴锡章《西夏纪》谈到西夏文字的创制有“番兼篆隶”之语，此“隶”系指汉文书上所称的“楷隶”或“隶”，即楷书而言。

　　1、楷书。西夏文字书法以楷书为主。“形体方整”是西夏文楷书的特点，汉字书法中楷书始于魏而盛于晋，唐代达到鼎盛，欧、柳、颜、虞、褚诸大家并出。西夏文字在成熟的汉文楷体上创制，因而深受唐人影响。现存的西夏文汉文合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和西夏皇陵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清楚的看出，汉字楷书的神韵透到西夏文楷书书体中，妙自成趣。西夏文字形体笔画繁复、方正均匀，因此在书写时更注意结体自然，点画穿插有序，繁而不乱。有的书法家认为：西夏文楷书的用笔不但用藏锋和中锋，而且时有侧锋入纸，锋棱明显，使笔画生动多姿。笔画中的“撇”、“捺”、“钩”用笔较重而露锋。所谓藏露兼施，方圆并出，既显骨力又显精神，是西夏文楷书用笔的一大特点。

　　2、篆书。西夏文篆书已见于文献文物中的有两种：一是碑额篆书，一是印章篆书。西夏文碑额篆书仅见于《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和西夏皇陵出土的仁宗寿陵残碑。前者为“敕感通塔浮屠之碑文“八字，后者为”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十六个字。从这二十八个西夏文篆书可以看出西夏篆书显然是仿照汉字小篆，从西夏文楷书演化而成，应当完全采用汉文小篆用笔方法，回环照应错落有致，布局合理而揖让有方。但同样在篆、楷之间的对比上，西夏文比汉文更繁复，其中原因是汉文由篆而楷经过了笔画的简约；西夏文由楷而篆，为增加装饰效果有增无减。西夏文篆法基本上有规律可循，但同一字的笔画篆法上有随意性，如上述两种碑额中的同一“文”字篆法不同。

　　西夏文印章篆文。传世的西夏文篆书官印以“首领”二字印最多，见于著录与新发现的实物总数已达150方之多。西夏文印章同样是学习和借鉴汉文印的产物，用以表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物，西夏文“首领”官印，铜质，方形，一般边长5公分左右。柱钮上刻表示方向的西夏文“上”字，印背两侧阴刻年款与人名。印文铸白文（阴文），笔画深厚凝重，曲屈折叠，均匀地充满印面空间，类似汉印中的“满白”，仿唐、宋印通用的九叠篆文。“首领”篆书形体不同印结构大同小异，富有变化。西夏文印开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入印之先河。

　　3、行书与草书。传世的西夏写本文献中有大量的行、草文献，内容有抄本佛经，但多见于世俗文书。西夏行、草文献，多为抄写快捷便利，少数的行、草文献注重字体的美观与艺术欣赏，一般说来，西夏文行、草书写行笔与汉文相似，行书用笔灵活，线条活泼流动，随意自然，在外形结构上十分讲究。西夏文草书，以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草书西夏文《孝经》为代表，字画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笔画基本规范，其布白章法虽显稚拙而独具风韵。西夏书法家以作品传世者极少记载。史载西夏崇宗、仁宗、桓宗时期文教昌盛。崇宗乾顺曾作《灵芝歌》，令中书相王仁忠和之，并勒石志瑞。仁宗仁孝时大学儒学，设科取士，尊孔子为文宣帝，并追赠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为广惠王，桓宗时宗室李尊项进士及第，以学问与书法著称，后继襄宗为帝，是为神宗，著名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中西夏文书者浑嵬名遇，黑水城遗书中西夏文佛经有的题款中记出书者名字，如法随、索智深等。元代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壁六体字中的西夏文是元代唐兀人（西夏人）智妙酩布。西夏文字的书写工具当以毛笔为主，仁宗时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书法，他取当地所产黄羊毫为笔，为西夏书法家效法。西夏有硬笔书法，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时期的竹笔，黑水城西夏文遗书中发现的《孟子》写本，字体粗黑整齐，刚健有力，显然是用竹笔书写。

　　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研究院的白滨教授讲到西夏文字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向记者介绍说，西夏文字从创制到消亡经历了500年，这种文字曾一度湮没，直到20世纪，俄国人在黑水城的佛塔城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藏书库，轰动了世界，其中大量的西夏文献也推动了西夏文化的研究。其中最可贵的是在汉文中已经遗失的一些经文、资料在西夏文献中尚有保留，我们可以通过对西夏文字的翻译，对汉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此外，西夏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其当时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十分完善，然而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古国的文化、文字是如何消亡，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研究院的聂鸿音教授认为西夏在推广文字方面是一个奇迹，西夏文字本身结构比较复杂，但西夏政府却在1036－1060年短短几十年间已将6000多个西夏文字推行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民间，这无疑告诉我文字的复杂与否与其推行难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同时也让我们去思索到底是西夏政府掌握了一种文字推广的好方法还是西夏文字之间存在了一种内在规律让人们便于记忆，这就留下了一个悬念去探讨。